因为儿子暂时进了ICU,钱老太才有时间从医院里出来,很快还要赶回去,病人情况不稳定,晚上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。
她年纪太大了,没有精力在照顾垂死病人之余,再去想办法打听三个徒弟的情况,只好先顾着一边。
ICU门口就像旧时的春运火车站,躺满了打地铺的人,角落里一条小被铺就的地方是钱老太的,那条小被子红粉相间,是她结婚那年自己做的被面。
几个病人家属在一边轻声说话,可能是在商量住院费用的事,说到一半有点气急败坏,被路过的护士提醒了,于是各自散开生闷气,泾渭分明地分成了几拨,跑到外面去抽烟。
还有人在打电话,坐在地上,背靠着墙,说话都用气声,听着也像个垂危病患。
更多打算在这过夜的人们都已经躺下了——单是躺,除了流浪汉,没几个人能在这种地方安睡,有人翻来覆去,有人面壁一动不动,有人缩在外套里一刻不停地按手机,躺累了就要起来坐一会。
这里没有人哭哭啼啼,也没有什么关于生命的神圣与思考。
大家看起来都很累。
躺下的时候,钱老太想:“又抢救过来一次。”
她自己听着,觉得心里这声音既不是庆幸,也不是感激,没敢细想,于是翻了个身,把随身的布包紧紧地按在怀里,里面有杨帮主刚刚取给她现金两万。
杨帮主送走了钱老太,拎着他的绿拐杖,从路口的自动柜员机慢慢地往回走。喻兰川在旁边陪着他,垂下眼,他不紧不慢地开了口:“爷爷,我明天还得上班,送您回家,我就先走了。”
老杨大爷看向他。
喻兰川优美的侧脸像是流水线上生产的,烙着高级白领们标配的表情——左半张脸是“我赶时间”,右半张脸是“不感兴趣”,脑门上顶一个“哦”。
“需要受害人谅解书,我可以给,没问题。”喻兰川说,“需要我帮忙,我可以提供几个朋友的联系方式,都是在筹款平台工作的,可以帮他们做一个募捐项目。项目上台,我还可以帮忙转发,证实筹款真实性。”
老杨大爷没听说过这种新鲜的东西,今年过年,他老人家就学一个收发红包,家人教了三遍,忘了四遍,差点把孙女逼得上吊,于是他忙问:“还可以这样?能筹到钱吗?”
喻兰川避重就轻地说:“有人捐就能筹到。”
至于有没有人捐,喻兰川不太乐观,大家都“身经百骗”了,现在上网搜索公益组织的名字,下面的关联问题里准有“XX靠谱吗?是骗子吗?”之类。
“别做梦了,肯定没人捐。”旁边忽然有人插嘴,两人一抬头,见杨逸凡从自己的车里爬出来,正在跟代驾挥手,一看就是出门应酬喝了酒,她晃晃悠悠地走过来,没大没小地伸出一条胳膊,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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