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后撤,试图在哈尔科夫西南向重新建立防御阵地。
从当时的真实战局来考虑,戈利科夫同志的要求是正确的,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,如果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他的请求,或许哈尔科夫反击战役就会是另一个结局了,但问题是,总参谋部在提交给斯大林同志的战情报告中,并没有如实的反映出瓦图京的失败,对整个哈尔科夫前线影响有多大,因此,斯大林同志认为前线的情况应该没有那么糟糕,并以此为依据,拒绝了戈利科夫同志的请求。
最终,哈尔科夫反击战役的结局所有人都知道了,苏军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,遭遇了迎头一棒,三个方面军损失惨重,不得不放弃了后续的进攻计划,并由此转向防御。战役结束之后,最高统帅部追究了一线指挥员的责任,在总参谋部以及朱可夫同志的包庇下......的确是包庇,而且是毫无原则的包庇,瓦图京同志逃脱了其原本应该承担的罪责,而与总参谋部没有太多联系,且出身情报部门的戈利科夫同志,就成为了最合适的替罪羊,他虽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,但却被剥夺了在一线指挥战斗的权利,直接调到后方去搞后勤工作了。
就是这件事,在戈利科夫同志与总参谋部一系的将领之间,制造了一条难以磨平的隔阂,不,说是隔阂还不太准确,应该说是仇恨才对,根据维克托的了解,戈利科夫同志是真的将华西列夫斯基、朱可夫、瓦图京这些人恨到骨子里了。
斯大林同志显然也知道戈利科夫同志与总参谋部那些人之间的嫌隙,因此,在战争结束之后,为了打压总参谋部的气焰,他就将戈利科夫同志重新提了上来,不仅让他负责军队干部的管理工作,还让他挂了一个副总参谋长的头衔。
必须承认的一点是,戈利科夫同志的确是对付总参谋部的最佳武器,他对总参谋部,对朱可夫的仇视,简直就是不加掩饰的。几个月前,在针对朱可夫同志的批评中,那些对朱可夫同志有意见的军中将领,最多就是批评他孤高自傲、贪权恋功,批评他将联盟、将集体的荣誉,全都归于他自身,不谦虚等等,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罪名。而戈利科夫同志则是在《红星报》上发表文章,对朱可夫同志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。随后,又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,公开指责朱可夫,说他将卫国战争中一切失败的罪责,都推到别人的身上,却将功绩都揽到他自己的身上,这是在抬高他自己的地位,贬低布尔什维克党,贬低最高统帅部。基于此,戈利科夫同志认为,朱可夫同志是个地道的波拿巴分子,他想做红军系统内的军头,想要推翻苏维埃的统治,代之以他的军阀独裁。
不要小瞧这个“波拿巴分子”的帽子,当年的图哈切夫斯基等一众红军元老,基本上都是死在这个罪名之下的,戈利科夫同志毫不犹豫的将这顶血腥的帽子扣在朱可夫头上,显然是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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